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故事會以數位的形式長存於世

近代史上最惡戰爭暴行之一的倖存者正在逝去,但科技能讓後人從他們口中聽到當年發生的一切。

Sanji Feng
2018 年 1 月 7 日, 晚上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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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譯自:Kevin Wong -- A Nanjing Massacre survivor's story lives on digitally

    1937 年 12 月 13 日清晨的南京,夏淑琴的家門被日軍敲得砰砰作響。當時有十三個人正在這座屋簷底下避難,包括那年還只有八歲的夏淑琴本人、她的父親母親、兩位祖父母、四個姐妹(分別是一歲、四歲、十三歲和十五歲)以及四位鄰居。那天一早日本軍人就騎馬掃蕩了整個南京城,因為前夜中國軍隊已經全面撤退的關係,整個過程中日軍幾乎沒有遇到一點抵抗。

    夏淑琴的父親打開了門,卻不料等待他的是被當場射殺的命運。緊接著日本軍人又敲死了夏淑琴一歲的妹妹,她的母親被強暴、殺死,祖父母同樣沒有逃過一劫,十三歲和十五歲的姊姊在死前也都慘遭蹂躪。夏淑琴自己的手臂和背部,期間也被日軍刺了三刀。

    夏淑琴和她四歲的妹妹是這場屠戮唯二的倖存者,之後的十天她們都躲在屋子裡,只有在夜幕降臨、日軍去城內別處擄掠的時候才敢出來尋找食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美國、中國、蘇聯等勝利同盟國成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估計在日軍佔領後的六週時間內,南京及其附近地區被屠殺的人數超過了二十萬人(此為能確認屍體的數量,中國官方的遇難人數估計是超過三十萬人)。共有兩萬多中國婦女被強姦(未包含幼女和老婦),其中有大部分隨後亦被殺害。夏淑琴和她的妹妹後來被鄰居們發現並帶往了「南京安全區」,一個由留駐南京的外國人士建立起來的避難所。

    時至今日,作為越來越少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中的一員,夏淑琴女士已走入了人生的第八十八個年頭。等到她過世的那一天,世間留存的她的經歷,將只會剩下歷史學家、研究組織從僅有的影片、音訊和文本記載中找到的一些點滴而已。

    美國南加州大學納粹屠猶研究基金會是一個專門錄製、保存倖存者證言的組織,其在近年推出了一項被稱作「證言新維度」的計畫。在 2014 年的時候,基金會嘗試為一位名叫 Pinchas Gutter 的波蘭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他在二戰開始時只有七歲)製作數位重現的交互影像。人們在面對影像時可以向畫面中的 Gutter 提問,之後 Gutter 的數位重現則會根據內容作答。要實現這一切,前提是必須把語音識別、完整性、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融合到一起。當時基金會對 Gutter 進行了超過二十小時的錄製,期間總共提出了一千五百多個問題,將學生幾乎所有的提問可能性都盡可能地覆蓋到了。

    作為證言新維度最新、使用最先進技術的項目,夏女士的數位重現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即南京大屠殺八十週年祭當天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正式公開。此番首度亮相同時也代表著許多個第一次:這是證言新維度第一次將展示物永久裝設在美國境外;這也是屠猶研究基金會第一次為了證言新維度錄製非猶太人屠殺倖存者的影像資料;同時這還是證言新維度第一次將自己的語言處理技術運用到普通話之中。對於這些互動式的證言,官方未來也有將其放上網路的打算,不過這估計還要幾年的時間才能實現。

    數位重現能得以在遇難同胞紀念館中裝設,四川天府銀行和天府集團的贊助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而這項新技術的引入,可以讓那些沒有親歷、見證,至今為止都只有被動體驗的人,能以更加身臨其境的方式感受到那場戰爭暴行。

    「當我第一次看到證言新維度所做的屠猶倖存者(數位重現)示範時,我就馬上意識到了將這項技術帶給中國人民的重要性,」天府集團董事局執行主席吳昊在屠猶研究基金會的新聞稿中這麼說道,「許多人都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但如果沒有夏女士的真誠合作,這一切都不可能會實現。」

    若是沒有不帶感情的記錄,那歷史對想要理清每一絲細節的人們,抑或是那些企圖淡化、甚至否認事件存在的唱反調者來說,都將成為一場充滿主觀色彩的混亂。但即使是這樣,原始的陳述亦有其存在的價值,積少成多後它便會形成一種統一的思想。因為(陳述)主觀性而喪失的東西,會重新體現在情緒衝擊和情感的直覺感受之中。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雕像。

    我的祖父祖母也是二戰的倖存者,不過他們並非來自南京,而是為了躲避日軍侵略廣州而逃出來的難民。在聽他們講述日本軍人姦淫擄掠的回憶時我還只是個孩子,因此在那個時候也不懂得該如何去追問什麼別的問題。我從他們那裡了解到的東西,其實僅僅是一些事隔多年以後零星的口頭描述而已。

    我的其中一位奶奶當時不得不逃離自己的家,在她回去以後,發現家中田裡的動物幾乎全死了。不管是養的雞還是狗,都已經不在了,唯獨剩下的就只有一頭牛。還有一位奶奶那個時候在中國軍隊裡做護士,她當時也曾迫不得已「躲進過山裡」。她親眼見到過死在刺刀下,但依舊端正而「坐」的少年。那種令人恐懼、暈眩的離奇場景,實在太過可怕,讓人難以相信竟然會是現實。

    當我在美國小學、中學裡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時,課本裡完全沒有提到日軍當年令人髮指的行為。相比之下,我祖父母的經歷就好像是一段只有我知曉的別的秘史,它見不得光而且不被認可,是那種不能在多種族、非中國人環境中講出來的事情。

    作家、歷史學家張純如對這種情況表達了自己的不忿,她在 1997 年時出版了《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和我一樣,張純如女士也是一個美籍華人。她的父母在南京被侵佔前逃離了城市,後來告訴了她日軍當年在那裡的殘酷行徑。

    張純如在書中把南京大屠殺展現在了更多的西方讀者眼前,她為此花了整整兩年時間做相關的調查研究,期間還專程飛往南京探訪大屠殺的倖存者,而夏淑琴便是她記錄陳述的對象之一。《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在出版後受到廣泛讚譽,並且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它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上拿到了十週第一)。但是在所有聲音裡,也不乏一些對其歷史客觀性的質疑

    其中最刺耳的批評來自日本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乾脆就否認了大屠殺的存在,書中任何程度的誤差都被其拿來當作支持自己觀點的證據。與此同時,一些即便被文字激起共鳴的人也認為張純如可能太過接近原始的素材,以致於她讓情感凌駕於理智的判斷之上,並且在本應不帶偏見的歷史學家以外,還多了一層追究日本政府罪行的美籍華裔積極份子形象。也正是因為這些,她在書裡的筆調可能會對其信譽造成負面的影響。

    但是當我在讀《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的時候,張純如筆下將(倖存者)逝去口述以及我難以理解的童年所聞匯聚成形的文字,和那些體現在字裡行間恰如其分的悲憤、憎惡,都讓我為之深深地傾倒。雖然從學術角度出發,如此顯而易見的怒意可能並不適當,但整本書讀起來能讓人感到真實,這是那些冷冰冰的重述無法做到的。張純如希望自己不單單只是記下倖存者眼中的事件經過,她還想讓人們在書裡讀到這些倖存者的傷痛、自尊和人性。

    在 Tim O'Brien 的小說《士兵的重負》裡(The Things They Carried),有一個章節名叫「怎樣去講述一個真實的戰爭故事」。書中的主人公 — 一位參加了越戰的美國老兵,認為一個好的戰爭故事必須要抓到那種無法被定性、絕不能輕描淡寫的真情實感。

    「真正的戰爭故事是沒法一概而論的。」O'Brien 這麼寫道,「它們不會只是流於概括或分析。舉例來講,人們常說戰爭就是地獄,從道德的角度出發這話看上去完全沒錯。但實際上它依舊只是一個抽象的概括,沒法令我發自肺腑地相信,並沒有真正地內化於心。」「這歸根結底是一種直覺。」O'Brien 總結道,「一個真實的戰爭故事,如果是被真誠地講述,那它就一定能夠入人心腑。」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張純如女士後來在 2004 年選擇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過世前她正在進行巴丹死亡行軍方面的研究。在那之後,她的母親張盈盈博士繼續積極參與著女兒生前參加的各類活動。因為張純如努力而引起西方人關注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們也都沒有忘記她,在南京遇難同胞紀念館外豎立著一座張純如的雕像。而她採訪過的夏淑琴日後也將以數位重現的形式「留」在這裡,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那段歷史。

    在我跟張純如母親通話的時候,她表達出了自己女兒過去常有的那種悲憤:日本政府至今為止都還沒有真正向中國人民贖罪。她提到了德國在戰敗後的去納粹化行動,認為後者幫助別國撫平傷痛的做法值得被樹為榜樣。

    「日本,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正式向中國和戰爭的受害者道歉。」張博士說道,「要是你不認為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話,你未來依舊會再犯同樣的錯。日本人必須搞清楚自己的歷史中究竟發生過些什麼。」

    盡管日本的數任首相都沒有專門針對南京的事件發表過道歉,但對其過去犯下的戰爭罪行,還是籠統地表達過遲來的歉意。在 199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週年的日子,當時的首相村山富市曾說過:「為了避免將來再犯下同樣的錯誤,我認為應該要謙卑地接受那些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我在這裡向這段歷史中遭受災難的人們表達我深刻的懊悔和由衷的歉意。」之後在 2005 年,小泉純一郎也有過一次類似的表態。

    不過後來安倍晋三在 2007 年時,公開否定了戰時強徵「慰安婦」的證據。時間轉到 2015 年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的紀念日,安倍雖然對日本當年的罪行表達了悔意,但卻刻意地沒有致歉。

    在我問及對夏淑琴的數位重現將在遇難同胞紀念館裝設一事的想法時,張博士表現出了極大的支持和熱情。

    「這讓人很興奮。」她如此說道,「這比簡單的錄影來得更好,它能讓人與人之間產生聯繫,讓你好像在向一個真人提問一樣。能這樣繼續保留(證言)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在我們死後,我希望下一代人能繼續守住真相。」

    張純如女士於 1998 年在邁阿密達德學院演講時,曾特意提到南加州大學納粹屠猶研究基金會為猶太人大屠殺遇難者所做出的貢獻,而且還表達了希望南京倖存者也能利用到類似媒體資源的期許。現在回過頭看,她當時還真的是有先見之明。

    「Steven Spielberg 創立納粹屠猶研究基金會來錄製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言,在我看來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張女士那個時候這麼說道,「歷史學家應該效仿他的做法,把侵華日軍野蠻暴行的目擊者集中起來,留下他們的證言,這樣就可以為日後的書籍提供更豐富的原始材料存檔。同時這還能保護那些受害者不被未來的修正主義者從歷史中消除。不過現在做這件事的機會變得很小了,因為受害者們正在一個個死去。」

    南京大屠殺哀悼紀念,2017 年 12 月 13 日。

    從 2012 年起,南加州大學納粹屠猶研究基金會開始跟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合作錄製、蒐集倖存者的證言。迄今為止他們的存檔中已經收入了超過 100 名倖存者的資料,其中一部分已可透過基金會的視覺歷史檔案服務來查看。夏淑琴女士的首次錄製也發生在 2012 年,當時基金會派人前往中國找到了她,並對其證言進行了錄像。不過,為了提供更符合數位重現要求的影像內容,夏女士後來也專程飛去了洛杉磯。她在南加州大學創新技術中心花了五天的時間錄製證言,期間每天都要在聚光燈下坐三到四個小時(中間需要休息的時間),讓圍在周圍的相機進行拍攝。最終工作團隊總共收錄了 13 至 15 小時時長的片段,其中包含有大約 600 個不同的回答。

    錄製過程中的問題都是以引導利於教育目的的答案為前提來準備,諸如「你幾歲了」或是「你最痛苦的回憶是什麼」這樣的提問都有。團隊甚至還以「如果讓你問夏女士一個問題你會怎麼問」為題,希望從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參觀者那裡找尋提問的方向。當然,在錄製之前夏淑琴女士是不知道問題內容的,之所以這麼做是希望能激發其最真實自然的反應。

    最終的模擬對話也得到了 IBM 超級電腦 Watson 的幫助,它負責運行一個每次都要用到數百套語言演算法的提問、回答系統。而夏女士的數位重現,恰好是首個單獨使用 Watson 的證言新維度項目。

    「我們最關心的是如何把提問和最適當的反應聯繫到一起。」基金會首席技術官 Sam Gustman 說道,「在做訪問時,(被問的對象)會有(固定數量的)反應,這是不會變的。但跟其交流的人成千上萬,而且會有各種人用各種語言去問那些問題。」

    提供給 Watson 的資訊越多,它越容易透過運算找到「自然語言」中的規律,也就是那些人們會用來口頭交流,平常會說、不用排練的話語。

    「在 Watson 成長起來後我們就可以藉助它的力量,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人都在使用它。」Gustman 說,「它現在被加進了許多東西,以致於已經可以超越我們在背後做的工作。有了 Watson,我們就有了更豐富的功能性。」

    「目標是盡可能創造出接近真人的體驗。」Gustman 接著說道,「我們會繼續在人工智慧上花力氣,讓交流變得像真正的對話一樣。同時我們也在改善顯示的部分,希望到訪者能有一種在面對真人的感覺。」

    說到這裡,他介紹了一項南加州大學創新技術中心正在完善的自動多角度立體顯示技術。它能向多人同時顯示 3D 效果,而且是裸眼不用眼鏡或是其它配件幫忙。該技術的一個早期版本,其實已經在 Morgan Spurlock 的 CNN 紀錄片《內部人士》(Inside Man)中被使用過了。

    那是在 2014 年,到了今天這項技術距離投入日常使用可能依舊需要再多幾年的時間。不過屠猶研究基金會早就做好了打算,錄下來的原片都會有「未來適用性」。夏女士的活動、面部表情甚至是緊張時的小動作,都會被其身旁各個角度超過 100 台的高階相機捕捉到。這樣當合適的技術真正在未來出現的時候,即便夏女士人已不在,存下的多角度 3D 立體影像也能夠派上用場。

    夏淑琴女士。

    每個倖存者的陳述都不可能完全一樣,這尤其取決於他 / 她在回顧往昔時會選擇以何種方式來描述自己的經歷。而夏女士之所以會被選入這項計畫,也是由於她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她因為敢於站出來分享經歷、不讓記憶被遺忘的舉動而為人們所熟知、認可,」屠猶研究基金會的採編主管 Karen Jungblut 這麼說道,「她在用自己的故事來警醒世人、促進和平。」

    「我們和她一直維持著長久的關係,」在洛杉磯負責向夏女士提問的基金會研究專家方程講道,「當我們想到要邀請她來(美國)做這個問答的時候,其實很擔心她的身體狀況。那個時候她已經 87 歲了,就算是直飛的航班也要花 15 個小時才能飛到這裡,不過最後她還是堅持來了。」

    「夏女士心裡一直有這樣一個想法,那就是包括美國人在內的西方人挽救了她的生命,」方程繼續說道,「她說她想親自飛到美國表達自己的謝意,所以當我們問她的時候,她毫不猶豫就答應了。她生怕未來有一天她不在了,就不會再有人說起她的經歷。」

    「她覺得這樣的經歷某種程度上延長了她的一生,」Jungblut 說,「盡管有的時候會很艱難,但她卻仍然心懷感激。我相信她現在很樂於講述自己的故事,去成為這項計畫(數位重現)的一分子。」

    即便到了今天,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原始統計數字還在被人一遍又一遍地質疑、爭論。究竟有多少人被強姦?究竟有多少人被殺害?死亡的人數到底是二十萬?還是三十萬?戰爭中最殘酷又極具諷刺意味的地方就在於,這兩個數字恰恰會使人變得麻木,令你很難真正解讀到背後的東西。它們就好像是站在戰爭恐怖事實前的怪物,其存在往往會把人嚇跑,而不是吸引你更加走向真相。

    但個人敘述的出現,會讓這些嚇人的數字減少一些距離感。在人與人的接觸、相互影響中,會誕生出一種難以用語言形容的情感真相。一個人傾訴,一個人聆聽,從理解,到反應,一來一往,有去有回。如此原始、本質的東西是很難去否認或反駁的,它能確保受害者,以及他們的人生,他們珍愛的,他們失去的... 通通都呈現在你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真正屬於他們應有的位置。所有這一切都在講述著事實,更重要的是,它們能帶你去往那些不能被輕描淡寫、一概而論的真相... 能讓你發自肺腑去相信的真相。


    圖片來源:南加州大學納粹屠猶研究基金會(夏淑琴女士);Peter Parks via Getty Images(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雕像);VCG via Getty Images(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大屠殺哀悼紀念)